一、间接故意认定的理论争议
从否定的角度出发，在司法实践中对具体案件采取一刀切的做法是不恰当的，也是不科学的。
间接故意成为合同诈骗罪的犯罪形态，是由当前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合同诈骗罪的特点决定的。现在商品经济发达，资本周转加快，经济生活的复杂程度越来越高。利用合同诈骗“借鸡生蛋”的案例越来越多。行为人是否具有履行合同的能力，有时与他是否能够实际履行合同并不一致。比如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，或者可以推定其没有履行合同的意思表示。如果他后来获利了，也可能履行合同，但如果法律此时不追究他的刑事责任，那无疑是，因此，承认间接故意合同诈骗会对这些人产生很大的威慑作用，这是法制的任务，也是经济的需求。
二、非法占有之认定
按照这种观点，所谓“非法占有”，本质上就是非法占有。刑法上的占有等同于民法意义上的所有权。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实施的合同欺诈，是对合同相对人财产所有权的整体侵犯。主观上，行为人具有完全、长期非法“占有他人财产所有权”的故意。
但如果“非法占有”是“非法占有”，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犯罪行为就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所有权。但根据民法基本原则，所有权包括占有、使用、收益、处分四种权力，对其中任何一种的损害都意味着对财产所有权的侵害。任何故意侵犯占有、使用权、收益或者处分的形式是否构成犯罪？当然不是，这一点在评论故意占有说的时候已经证明了。如果非法占有是对他人财产所有权的全部权利和权力的非法侵害，则不能解释行为人欺诈性签订保留所有权买卖合同的情形。
非法占有理论强调，非法占有的目的应该是永久地、非法地剥夺他人的财产权。实际上，这种主观认定在具体办案中是不现实的，因为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往往难以认定，更难以证明其永久占有的意图。如果使用不当，就会成为骗子的诡辩。有的行为人利用合法占有含义不清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后，保证偿还，但实际上不会返还。这种情况给受害者造成了更大的损失，也扰乱了市场秩序，损害了法律的权威。在司法实践中，“欺骗”通常被视为欺诈。但在“欺骗”中，行为人不仅有“返还”的意思表示，还有“返还”的行为，但并不能掩盖连环诈骗的事实。所以，“非法占有”不等于“非法占有”。
首先，从实际控制他人财产的角度来理解“非法占有”，行为人积极追求对他人财产的非法控制，使财产的原所有人失去对其财产的控制，可视为非法占有的完成(既遂)。所以，行为人如果想以非法手段控制他人财产，就意味着他有非法占有的意图。所谓好的法律，应该是易于遵守和操作的法律。这种围绕“控制”和“失控”的判断模式在实践中更容易把握，有助于诈骗犯罪的司法认定。
三、“以非法占有为目的”的司法认定
理解了“非法占有”这个关键词后，如何把握“以非法占有为目的”，就成了司法认定合同诈骗罪主观要件的下一个重要环节。但其主观要件的司法认定离不开三个部分：认定标准、认定方法和认定内容(要件)。
因为人的主观世界是抽象的、未知的、多变的，人的主观目的的判断只能是事后的、间接的。在理论和实践中，司法认定通常有以下两种方法。
第一，主观目的是一种心理活动，但行为人的主观心理活动往往是由一系列客观因素表现出来
其次，在分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司法认定标准和方法的基础上，结合合同诈骗罪的特点，找出行为人是否具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或者相应的担保。行为人完全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或者只有部分履行合同的能力，但故意夸大其履行能力或者提供虚假担保，骗取对方与自己签订合同的信任，并且在签订合同后不积极努力创造条件履行合同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为人订立合同的主观目的往往是为了骗取对方的财物。需要查明行为人是否履行了合同。因为欺诈者签订合同的目的是为了骗取对方的财产，所以他的主要精力会用于骗取合同定金、预付款或者合同标的物，他绝不会为履行合同而行动，即使有一些履行行为，也只是为了骗钱做掩护。根据客观分析和司法推定，可以认定此类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。
应该找出财产的流向。在正常的合同沟通中，合同签订后交付的定金、预付款、合同标的物都是为了更好的保证合同的履行。在合同诈骗中，诈骗者往往将财产用于其他目的(不限于非法目的)，或者用于个人挥霍，甚至用于拆东墙补西墙的系列诈骗，根本不会用于履约，也不打算返还。这种情况应该构成合同诈骗罪。
演员事后的态度要搞清楚。一般来说，行为人表示愿意承担违约责任，并在违约后采取积极措施赔偿对方损失的，基本上说明行为人签订合同的目的不是为了骗取他人财产，应视为合同纠纷。明知不可能履行合同，又没有履行合同的诚意和实际行动，在签订合同后，从对方处获得大量财物而逃逸，或者虽承认违约并承诺赔偿，但不采取行动，使对方无法追回损失，应认定为利用合同进行欺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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